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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春鹏，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硕士点负责人，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周易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新儒医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省周易研究会常务理事、炎黄文化研究会自然国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长春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历史与文化》编委会编委，北京善品堂国学院国学导师，青岛熹冀国学院《黄帝内经》课题组负责人。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医哲学、《黄帝内经》、养生哲学、儒家哲学、道家哲学、自然国学、大道和生学。发表论文50余篇、著作14部，获得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山东省社科普及与应用二等奖1项、第三届全国大学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二等奖1项、日照市社科一等奖6项。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子课题1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子课题1项、973项目子课题1项、山东省社科重点项目1项。

以中医哲学为主

兼做儒家哲学

我本来是学中医的，本科、硕士毕业于辽宁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从事医古文教学和医史文献研究。由于中医学与包括儒释道在内的古代哲学关系密切，在医古文和医史文献的学习和研究中对儒道思想有所接触并且产生了浓厚兴趣，因为我自幼就特别喜欢古文、喜欢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1999年在友人影响下，我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由于此前的学科背景，导师建议我继续做《黄帝内经》的医学哲学思想研究。

我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并不是因为北大是中国的名校，而是源于我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儒道哲学的酷爱。我对中医学也非常热爱（这是我报考中医药大学的原因），当时还很纠结，一旦离开中医药大学就不能再搞中医了，特别是不容易做中医临床了。但我觉得儒道哲学对我更有感召力，因此就毅然报考北大。本来打算研究道家、道教，导师根据我的学科背景建议我继续研究《黄帝内经》。我准备毕业后不再研究中医哲学，去研究对我更有吸引力的儒家哲学。因为儒家哲学是为人之学，圣贤君子之学。曲阜师大是孔子故里大学，这也是我来这里工作的最根本动因。

不过，事情的发展往往不是自己能决定的。虽然儒家哲学和中医哲学同属中国哲学范畴，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要真的做出全面的转向并不容易，需要假以时日。同时，中医哲学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任继愈、方克立、罗希文等老一辈哲学家非常重视中医哲学的研究，2007年1月29日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成立了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著名中医哲学家刘长林教授要我继续做中医哲学的研究，我经过认真思考后认为，中医哲学的研究对于中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意义，而学术界既有中医背景又受过哲学训练的学者屈指可数，搞好中医哲学研究是我的责任和使命。于是，我又做出了一个决定：学术研究以中医哲学为主，兼做儒家哲学。这里要说明的是，我虽然在2002年就来到曲阜师大工作，但哲学教学对我还是陌生的新事物，为了站好三尺讲台，不负学生期望，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备课和教学上，毕业后直到2005年才发表第一篇论文。这样距离2007年成立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的时间就很近了。那几年我并没有时间做来校时就规划开展的儒家哲学研究。

注重中医哲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民族的瑰宝，中医学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时代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卫生保健、为挽救病人的生命做出过重大贡献。然而自西学东渐以来，认为中医不符合科学原理而欲废弃的声音不断，虽然中医人为中医的生存发展起而抗争。但毋庸讳言，中医的临床阵地不断萎缩、在医疗事业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中医在艰难中前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思维已经“现代化”或者说已经“西化”的国人对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不理解、不认同。刘长林教授说：“中医发展的瓶颈在哲学”。

我在读大学时就形成了一种认识，要理解中医学必须跳出中医看中医。我的博士论文《黄帝内经医学哲学思想研究》正是立足于中国思想文化的整体，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医理论进行阐释和解读。通过系统梳理研究，搞清楚了中医学理论与诸子百家思想的互动关系、搞清楚了中国自然哲学的基本范畴、命题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搞清楚了《黄帝内经》独特的医学哲学体系和思维方式。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博士后阶段我把研究焦点集中在宋明理学与中医学的关系上，系统梳理了金元明中医学理论的嬗变与宋明理学的内在关联，勾勒出了后期中医学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整体画卷。

2010年，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获批973课题，我应邀负责其中的中医原创思维认识论基础研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象思维与中医理论的关系，成功申报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象思维与中医理论建构》。在此研究中，我对象思维的基本特点和运行规则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我又根据象思维，结合文字学破解了中医藏府以及一些古病名的奥秘。我的中医哲学研究对于准确把握古典中医的原初意义和本真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对于培养真正懂得中医理论、会用中医思维看病的真中医具有助益。

我的中医哲学研究的另一个方向是养生哲学。我在研究生阶段就对养生学感兴趣，我认为中医学的一个高明之处就是治未病，倡导积极的养生学，这是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研究中国哲学之后，我发现包括儒释道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养生学内容。中华文化重视生命，中国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大养生学。因而，我致力于打通儒、释、道、医四教养生学的联系，建立符合时代需要的大养生哲学。2011年，我参与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儒释道三教关系史研究》，承担其子课题：《儒释道三教养生关系史研究》，即将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表了5篇养生学研究的论文，尽己所能对健康中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弘扬儒家哲学

培育高尚品格

前面论及，我之所以毅然“放弃”中医改学中国哲学，根本原因是古人的思想智慧吸引、感召了我。我学习哲学的动机首先是想成就圣贤君子那样的完美人格。但当我真正进入哲学专业的学习和研究之后发现，情况和我想的并不完全一样。我国现代的大学教育体制源自西方，其主要目的是知识的传承和教育，成人并不是其必然要求。但是我始终认为哲学教育不应该仅仅是纯知识的传承与学术的研究，还是应该继承古代成人之教的优秀传统，把二者结合起来。一方面做好知识、学术的传承，一方面将古人成人的思想智慧融入自我人格生命之中，养成高尚品格。

因此，我在《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原著选读》《黄帝内经》《古代汉语》等课程的教学中，不仅注意传授知识、培养学术能力，更注重对学生人格养成有重要意义的内容进行特别的提示和阐发。我认为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具有安心、行事、应人的三大功能，做好这三个方面就近乎圣贤君子了。安心即让自己内心安宁，不起波澜，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有一正确的认识，心灵达乎自由。这就是孔子“四十而不惑”的境界。行事即无论是日常事务的处理还是突发事件的应对都能恰到好处地解决，对人、对己、对物都没有遗憾。应人即恰当地应接生活中接触到的各种人，待人总应持以仁义，接以恭敬。持以仁义即对人抱有普遍的友善、行动坚持正义，接以恭敬即以恭敬的心态和行为对待一切人。在此基础上，面对不同的人再待以不同的应接之道，如此，则可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这是我教育学生为人之道的总纲。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总会有一些学生在我的启发下，心灵受到触动，思想境界有所提高，对其人生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和快乐。孟子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在硕士毕业答辩结束时，我经常告诫同学们：“虽然同学们的学业结束了，很多人也不从事中国哲学专业了，但我们学习圣贤君子之道的努力不应该结束，愿同学们在哲学智慧之光的照耀下，行稳致远！”